人民日报记者 徐驭尧
人物小传
拉琼，1969年10月生，西藏日喀则人，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扎根青藏高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极端环境植物适应性进化研究，曾参与植物学家钟扬的团队，从事高原植物种子收集，获2022年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从教30多年，他坚守教学一线，培养硕博研究生10余名。他主导建成多个科研平台，持续推进高原生态学科建设。先后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拉琼扎根青藏高原，从事高原生态研究30余年，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极端环境植物适应性进化研究。此外，他继承植物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钟扬遗志，聚焦西藏本地人才培养和高校学科建设，通过与复旦大学合作等方式，为青年学者搭建平台，推动高原生态研究薪火相传。
拉琼是如何开启学术之路的？又如何成长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的工作有何价值和意义？记者对拉琼进行了采访。
“我脑海里经常浮现出自己小时候在野外看到高山植物时的场景”
问：您成长于西藏，这片高原的独特生态环境是否直接促使您选择相关研究？哪些具体经历让您决心投身这一领域？
答：高考后，我填报了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的生物学师范专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藏大学开展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生物学研究领域广泛，但是我在其中发现了自己喜爱的方向——研究高原植物多样性。
这和我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我小时候经常上山砍柴，当时没学过植物学，不知道关于它们的科学秘密，但是对山上的植物有很深的印象。后来，西藏大学在生物学下进行学科细分，我就选择了植物学方向。
去海外留学时，我研究的主题还是和西藏有关，主要是高海拔植物的多样性分布格局。特别是不同海拔下植物多样性的组成变化和背后的生态因子关系，这是我硕士论文的重要内容。研究这一课题的时候，我脑海里经常浮现出自己小时候在野外看到高山植物时的场景。
或许，人生的航标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间被悄悄设定，影响着未来的航向。
问：作为钟扬教授培养的博士，他的“种子精神”如何影响您的学术理念？
答：钟扬教授对我的一生影响至深，他的“种子精神”让我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了新认识。
“做学术，硕士学历恐怕不够，你有兴趣跟我读个博士吗？”我记得，刚认识钟老师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儿地鼓励我。当时，睿智、自信、渊博、幽默的钟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更触动我的是他的初心。
钟老师选择来西藏，是因为青藏高原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高山植物资源，但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源库中，却没有这些植物的种子。他认为，必须填补这个空白。
钟老师每次来西藏时，高原反应都特别严重。他曾连续十几天腹泻，却依然坚持带我们野外采样。他还患有高血压、痛风、心肌肥大等疾病，坚持16年，这样的毅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人能弘道。钟老师的精神感动着我、影响着我，成为他的学生，得到的不仅仅是专业上的指导，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无论多难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
问：青藏高原生态研究需要长期面对极端环境，您遇到过怎样的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答：从事野外科考工作是艰苦的，也是困难的。但是无论多难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
有一次，我跟着钟老师去珠峰地区采集高山植物，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我们都建议他待在帐篷里休息，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最终，钟老师带着我们在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
然而，野外采样并不是每次都有收获。还有一次，我和同伴在野外徒步了十几天，一直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区开展采样。明明是我们认定适合某种植物生存的环境，但一直找不到相关样本。
这就是野外科考的魅力所在：意外无处不在，既有意外的收获，也有意外的失落。
问：能否结合一些您近期取得的科研成果，谈一谈新研究方法在高原生态研究中的应用？
答：目前，我的工作主要聚焦于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与典型物种的适应机制。
我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选取了须弥芥作为样本，研究植物对于高海拔极端环境的适应性进化。我们通过基因层面的研究发现了植物对青藏高原的适应机制的特点，为进一步研究青藏高原植物适应极端环境的分子机制提供了新的线索。须弥芥只是万千高原植物的一种，但是我们可以触类旁通，从中推演出更多高原植物的演化特点。
这种研究方式的优势在于，让我们从分子或基因的角度对高原植物的特性形成有了新的认识。通俗地说，就是对植物的特性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让我们的认识更进一步。
问：这样的研究有何价值？它将如何促进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工作？
答：目前，我们对动植物的保护方式常常是把一片地方围起来，然后让动植物自然生长，实现种群数量的缓慢恢复。如果造成物种濒危的原因是全球变暖等宏观因素，这样的保护效率就比较低。
让生态学研究进入到分子和基因层面，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物种发展的规律，特别是了解一些物种进入濒危状态的原因，这能让我们进行更精确的干预和介入，有的放矢地开展保护工作。
“我们为青年一代的成长提供更大舞台”
问：您觉得培养本地生态研究人才对西藏生态保护工作有什么意义？
答：西藏条件艰苦，生态研究对研究者在高海拔下的长期野外工作有更高的生理和体能要求，因此本地人才开展野外科研工作有一定的优势。
钟老师到西藏后，发现这里的科研基础非常薄弱。当时西藏大学的生态学学科可以说是“三个没有”：学科没有教授，教学科研团队中没有博士，课题申请没有基础。因此，钟老师对人才培养倾注了全部心血，带领西藏大学创造了多个“第一”：帮助西藏申请到第一个理学博士点，培养了第一名藏族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
如果说钟老师关于种子的研究是为生态文明留存了一份传承，那他在西藏大学开展的高端人才培养，就是为本地生态学学科留存了一份传承。
今天，我们为青年一代的成长提供更大舞台。就在今年夏天，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来到西藏开展野外科考，通过培养他们的学术兴趣，也许可以让更多人在未来投身高原生态研究。
我的学生也在逐步成长，有些人已经可以单独承担科研课题。他们正在参与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建设，为高原生态研究积累更多数据。
问：说到数据，您一直强调数据是基础性工作。能否展开谈一谈这方面的工作进展？
答：2022年7月21日，西藏雅尼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正式挂牌，开启了雅尼湿地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我作为野外站的负责人之一，几乎每个月都要前往林芝开展相关工作。
这是我们推动构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一次尝试。青藏高原非常辽阔，虽然我们已经建设了一些野外观测的台站，但是对于高原生态系统来说，这些收集到的数据不仅点位过于分散，连续性也有待加强。
我们常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一个共同体，如果不能对多个要素进行全面监测，就很难对整个生态系统有整体和科学的认识。
我和西藏大学生态学团队还在参与和推进包括位于那曲市嘉黎县的麦地卡观测站在内的一系列观测点建设工作。通过更多台站的建设、更多数据的共享，我们希望能留下更多、更全面、更系统的数据，从而为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提供更坚实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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